映象新闻

这里隐含了一个理念，就是古代政权与治权的分开。

见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页224. 111、以上有关公孙弘，参见《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页2949—2952。《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倪宽传》，页2613—2623. 112、彭永捷，《论儒教的体制化和儒教的改新》，载干春松主编，《儒教、儒家与中国制度资源》（东方文化丛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页107。

[99] 对于大陆新儒学之崛起，其实，大可不必从先秦儒家、汉代经学、宋明理学甚至二十世纪新儒学（及海外新儒学）这种学术史脉络上去追溯它的思想脉络和历史渊源，这未免太学究气，倒是不妨放在当代中国政治与思想语境中，去理解它的产生背景与现实动机。91、干春松主编，《儒教、儒家与中国制度资源》(东方文化丛书，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导言〉，页2。众所周知，大陆文革在1976年终于结束，为 了纠正文革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也为了改变曾经的批孔做 法，1980年代初，在政府的默许下，大陆学界开始重新评价儒学。又比如，他们认为现代国家体制不合理，应当建立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院。见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讨论记录，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2期，页27—28。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教合一、教教（宗教和教化）合一的体制。他们把价值之争变成了种族之争，更从种族之争引申成了力量较量，看上去，他们毫不在意民族主义这种政治忌讳[26]，有一位学者居然说，只是因为现在中国还搞不过美国，所以我们还不能对外讲夷夏之辨，但是，将来中国强大了，没人打得过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普世遵循我们的价值，这叫以夏变夷，他们说，一旦中国成了老大……真正有了自信的底气后，就可以大讲夷夏之辩了。而中国价值则主要用于中国社会外部关系上，以彰显其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相符的独特性。

其一，中国价值不是在共同价值之外存在的价值，不是脱离共同价值另搞一套，也不是置身于共同价值之上的最优秀的价值，而只是共同价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条道路一直会延伸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从而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文明大国和文化强国。作为共同价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价值当然也没有这样的资格。鉴此，笔者以为，有几个相关的方法论问题需要搞清楚。

这种特殊主义似乎很尊重各民族国家的价值观选择，但实则在逻辑上堵塞了一个民族国家汲取其他民族国家先进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路径，从而使其必然陷入了固步自封的泥潭。中国价值是由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并为中国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价值，其核心内容就是十八大报告所提的那12个概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另一方面，作为共同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的中国价值，又必然会反过来作用和影响共同价值。但不等于丝毫不意味着没有关系。其他民族国家的价值也是如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是普遍和特殊的绝对化。

中国价值不仅也是文化规范与文化取向、应然和实然的有机统一，而且，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其主要内容和目标指向、实现方式和过程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②] 值得回味的是，目前我国不少人在作否定普世价值的论证时，常常引用亨廷顿关于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的论述，但他们却忽略了，亨廷顿否定普世价值的用意在于证明，民主、自由、法治等仅适用于西方国家，而不适用于非西方国家。一是人类对全球问题达到了普遍关注的程度，并形成了共同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和行为。普遍不是普遍主义，特殊不是特殊主义。

这就是笔者把整体与其构成部分间关系，作为分析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的主要框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因。王正毅，2000年：《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

讲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同体的文化规范旨在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是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得以存在的文化基础。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上了。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取向就是中国人民的价值取向，否则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不是真正中国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笔者以为，把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首先视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方法论上可以避免在从普遍和特殊关系的角度阐释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时，陷入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立。对中国价值的认识始终不能脱离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在目前学界有的学者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由四个部分构成：国际权力、共同利益、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因为，在目前中国文化的这种状况中，既蕴含着一种进步的趋势，也存在着继续衰弱的倾向。也就是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都属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线。

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线，也就是作为最大公约数的中国价值。其三，中国价值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旨在推动当代中国向着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法治化的方向发展，都是把当代中国建设成为富强、和谐、自由、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文化支柱，都是使当代中国人成为爱国、敬业、诚信和友善的公民的精神文化土壤。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官方及其意识形态，又通过把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等的独特性巧妙地编织成为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模式，用以实现在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控制，这就会不断引起人们对自由、民主，法治等的疑惑以及对本国价值观发展方向的误判。这条道路会一直延伸到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从而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文明大国和文化强国。

二是，认为中国价值是一种独特的价值，与所谓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无关，也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最大公约数的价值无关。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笔者若干年前所阐释的全球社会，即：基于对全球问题的共识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共同努力，而形成的世界各国家和国家间组织以及各种非政府、超国家组织形态和个人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体系（参见拙文：《世界历史的双重结构与当代中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其次，中国价值通过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的价值间的深入交流，求同存异，以强化人类追求共同价值的趋势。这不仅是因为脱离了共同价值就无所谓趋向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价值，而且因为，如果把中国价值视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吸纳和发展，那就不可避免地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如果在这种语境中我们硬将这两者对立起来，就不仅会在逻辑上否定了普世价值，而且也会在逻辑上否定了共同价值。在西方国家乃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罗大众中，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已是比较通用的词语了，其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价值。

从逻辑上看，不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或是会把人类文明及其发展的一般，作为普遍主义或绝对主义来加以批判。后者则属于比较典型的特殊主义。

其二，除上述核心构成外，中国价值中有些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特性，如包容谦让意识、仁义意识和家意识等。笔者以为，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具体内容、功能和特性来看，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价值的特色只有在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中才能越来越牢固地确立起来。后者在冷战前就早已存在，其特点是：否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关系，甚至简单地把社会主义视为发展资本主义没有的东西。

从方法论上看，必须要全面、正确地把握共同价值上述两个方面规定间的辩证关系，切切不可将两者割裂开来并加以绝对化。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价值，是中华民族在价值认同方面的最大公约数，是趋向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价值，从具体内容、功能和特性来看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的这种引导作用的实现，还需要一系列的必要条件，而从哲学方法论上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谨防各种错误思潮对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渗透和扭曲，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国家政治和经济利益间的冲突、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冲突、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冲突，构成这一语境的主旋律。

从逻辑上看，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吸纳和发展的价值，肯定是超越了共同价值的价值，是高于共同价值的价值，但也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价值。［摘要］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具有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的双重规定，它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

这对共同价值就更是如此了。再如，如果把共同价值的文化取向绝对化，以为共同价值是人类的每个行为体在遥远的未来才能遵循的行为准则，而忽略其已经是当代越来越多的人类行为体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遵循的行为准则，那么不仅同样也会在逻辑否定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存在，而且也会在逻辑上否定当下人类对共同价值追求的正当性。

一方面，共同价值规定了中国价值总的发展方向，并在整体上决定了中国价值的建设方式。不过，中国价值的特色丝毫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可以是另一张面孔。